去年本港至少有31名中丶小學生懷疑自殺身亡，數字為10年新高；另衛生署學生健康服務中心在上學年收集的學生自我評估問卷中發現，在過去12個月內有計劃自殺和曾試圖自殺的比率，分別達2.8%和1.3%。因應情况嚴峻，教育局去年12月急推「三層應急機制」。
機制成效如何，暫仍未知，惟綜合各方專家意見，皆憂慮未能及時對症下藥，包括為師生拆牆鬆縛、改革教育制度、擴闊青年就業出路，以至重建家庭角色等，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說：「我常說，學童自殺問題，就好比廚房弄得一地水，我們每個人都忙着去把廚房弄乾，但忘記了最重要的事，沒有去關掉水喉！」
教育局去年12月初回覆立法會書面質詢時指，全港中小學，在2023年首11個月，共獲匯報31宗學生懷疑自殺身亡個案，較2013/14學年的10宗，增加逾2倍。而今年首3個月，綜合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資料及媒體新聞，學童自殺及企圖自殺個案最少有9宗，其中3人死亡。
響起警號：過去1年多，中小學生的自殺個案急升，反映莘莘學子的負面情緒已到達臨界點，為社會敲起喪鐘，各界必須急謀對策。（Thai Liang Lim@iStockphoto）
調查：1.6%中學生企圖自殺
此外，衛生署今年1月公布，2022/23學年透過學生健康服務中心，為23.3萬名小學生及9.7萬名中學生提供周年健康檢查（編按：此檢查為自願性質參與），從收集到的學生自我評估問卷中發現，在過去12個月內有計劃自殺或曾企圖自殺的學生整體比率分別為2.8%及1.3%；當中以中學生比率較高，當中有3.7%有自殺念頭，而1.6%更曾經企圖輕生。換言之，上學年曾有尋死念頭的中小學生共有9240人，試圖自殺的，共有4290人。若按此百分比來推算，目前本港中小學生約65.5萬人，曾有計劃自殺學童多達18,340人，企圖自殺的也有8515人，數字十分驚人！
究竟我們這一代，面對什麼艱難，令他們要踏上尋死之路呢？綜合各方專家而言，在青少年成長階段，普遍令他們困擾，甚至走到輕生這一步，都關乎學業、家庭關係和人際相處的問題，而影響本港長達3年的新冠疫情和移民潮，被視為今波學童自殺個案上升的兩個重要催化劑。
功課、欺凌問題 隨復課「回歸」
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坦言，在疫情期間，全港學校有很長時間暫停面授課，學生不用上學，壓力反而減輕，「對學生來說，上網課，就算不交功課，老師都追不到、奈不了何，他們感覺會輕鬆些。就是欺凌問題，只要不回到學校，被欺凌的機率也會減少。然而，當重新復課，他們便適應不到之間的反差（由上網課很輕鬆，變到復課後很緊張的狀態），壓力更加大」。
葉兆輝（受訪者提供）
習慣網課：新冠疫情擾攘學界近3年，網課成為香港教育的新常態，不少學生樂在其中，認為在家學習，感覺較輕鬆。（ake1150sb@iStockphoto）
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註冊輔導心理學家郭倩衡說，在疫情之後，多了中學生質疑全日制的意義，「復課初期，學生都是半天上課的，但後來全面恢復全日上課，便多了學生問︰明明疫情期間，上半天課也可完成教學，現在為什麼硬要逼他們上全日呢？這個也能理解的，尤其是初中生，他們一踏入中學生涯，不論網課、實體課，都是返半天，已經習慣了」。
郭倩衡（受訪者提供）
持續的疫情，也打亂了學生的社交支援系統，削弱了這個本來可防止自殺的「保護因子」之功能。葉兆輝指出，學生久久沒上學，難以跟同學建立友誼，跟教師建立互信，「這個保護屏障都未及張開，學生已經紛紛跌下來了」。郭倩衡同樣觀察到，學生在社交上的不適應，「口罩令解除後，我在學校帶組，見到仍然有四分之一學生，不是因為病的緣故而戴口罩，結果要開大食會去引誘他們除下口罩」。
害怕社交：本港在去年2月1日全面恢復面授課堂，面對「復常」，部分學生在社交上難以適應，形成人際關係疏離。（paylessimages@iStockphoto）
教師同學移民 感「被遺棄」
近年移民潮，也令學童若有所失。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總幹事曾展國說，據了解，近年學校教師流失率很高，部分是移民，部分是轉校，這都不利學生的情緒支援，「我聽聞有學校，3年之間轉換了七成老師。當學生重返校園，看見這麼多自己完全不認識、無建立過關係的老師，若遇上情緒有困擾時，便會覺得無人能夠幫助他們」。葉兆輝甚至形容，對於某些社交支援系統已經不強的學生來說，稍為熟悉的同學、教師都相繼移民，會有一種「被遺棄」的感覺。
曾展國（資料圖片）
另外，隨着家長教育水平提高，對子女的期望增加，而社會亦愈趨知識型經濟所主導，「讀書不成無出路」這種觀念，也為莘莘學子帶來巨大壓力。曾展國不諱言，香港讀書壓力大，是存在已久的問題，惟上一代的家長，普遍學歷較低，亦要為口奔馳，既無力也無暇去「逼迫」子女，「那時父母最常掛在口邊的是『你讀到，我便供你，你讀不到，便出來工作』，子女反而會覺得，讀不成書，仍然有路可行」。但新一代的父母，學歷相對高，對子女的選校、成績都有很高要求，這都成為學童的壓力來源。
香港教育制度仍然偏重精英，以致「贏在起跑線」、「成績重於一切」的社會風氣盛行，為孩子帶來莫大的學業壓力。（CreativaImages@iStockphoto）
郭倩衡補充，近年中學生，他們對於生命，明顯多了「靈魂拷問」，「他們會問『為什麼要生存？』、『讀大學為了什麼？』、『金錢是否重要？』，問題背後，是反映他們生活得不開心。回想我像他們這個年紀，是不懂問得這樣深入的，又或者當時社會的大環境，不會令我很擔心自己的將來、前途」。
假如父母察覺到子女情緒有異，可鼓勵他們坦誠分享，並要抱多聆聽、少說話、不批判的態度，讓孩子可安心傾訴。（twinsterphoto@iStockphoto）
「考試主導，就業出路太窄」
「歸根究柢，問題出於整個教育制度都是考試主導、年輕人就業出路亦太窄，由上而下，都把年輕人箍得很緊」。葉兆輝一針見血，道出兩個「致命」關鍵。他透露，身邊不少友人帶同子女到外國讀書，不管是英國、澳洲、加拿大也好，適應過後，都紛紛表示，孩子比在香港讀書時開心很多，「因為在外國讀書，有很多科目給學生自由選擇，不一定只得學術科。他們亦知道，社會提供多元出路，即使入不到大學，去做技師、藍領工種，不論前途、薪酬、生活質素都不會比別人差，而且也會受到尊重」。這情况，跟香港大相逕庭，葉兆輝說：「我常說，學童自殺問題，就好比廚房弄得一地水，我們每個人都忙着去把廚房弄乾，但忘記了最重要的事，沒有去關掉水喉！」他指現在政府只處理下游，卻忽視上游問題，只會事倍功半，「盞搞」！
「三層應急」針對高危者
專家：還原基本步 照顧普遍學生
去年學童自殺個案飈升，教育局為「撲火」，12月時在全港中學急推「三層應急機制」；今年1月尾，更宣布把這項原本只為期2個月的臨時措施，延長至今年12月31日。所謂「三層應急機制」，第一層是藉學校內的跨專業團隊，優先照顧和輔導有較高自殺風險的學生，為他們提供適時的協助及尋求專業的輔導或治療服務；假如學校人手不足，教育局會協助將個案轉介予第二層，由社署統籌的「校外支援網絡隊伍」跟進；第三層是最後防線，為有嚴重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提供醫療服務。醫管局在早前回覆傳媒查詢時便透露，去年12月1日至今年1月15日，醫管局精神科透過「三層應急機制」共接獲50宗校長轉介個案及46宗校長電話查詢。
「把學校變回開心地方」
此外，教育局為加強支援學校及早識別有較高自殺風險學生，也推出新揩施，包括在今年首3個月，已為學校舉辦40多場培訓課程和工作坊，介紹實用技巧、輔導方法和介入策略；以及與社署合作，在今年2月起至4月期間，安排非政府機構到中學舉辦精神健康活動，提升學生對精神健康的意識，建立正向思維，以及加強他們的適應能力和求助意識。
不過，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指出，教育局這「三層應急機制」，與在2016年成立、他擔任主席的「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所提出的「三層支援」建議，是兩碼子的事，指當局「偷換概念」。他解釋：「我們所說的三層，第一層是『普遍性』，第二層是『選擇性』，第三層是『針對性』，是包括所有學生的，而不是現在政府這樣，只集中做出了事的那一群。」
葉兆輝強調，為最頂層、最有需要的學童增加服務是絕對有必要的，但處理好底層和中層的學生，防患未然，同樣重要。要照顧最底層、「普遍性」的學生，他說還原基本步就可以，「把學校變回一個開心、因材施教、令學生感到被尊重的地方吧！而並非像現在，是一個經常讓年輕人經驗挫敗的地方」。至於第二層，需要尤其關注有特殊家庭狀况的學生，例如是來自單親、離婚或再婚家庭的。「我不是說這些家庭一定特別差，但數據顯示，的確有一半出事的學生，都是來自單親、離婚的家庭。當家庭不能夠成為子女的避風港，而學校的支援系統又未建立得好時，這些孩子便猶如『無主孤魂』般，很可憐。」
問題家庭：來自單親、離婚或再婚家庭的學生容易出現情緒問題，專家指出，教育局應該特別關顧這些家庭的孩子。（設計圖片，模特兒與文中提及個案無關，torwai@iStockphoto）
除了「三層應急機制」，政府在2016/17學年亦推出「醫教社同心協作計劃」（下稱醫教社計劃），由精神科醫生、精神科護士、臨牀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駐校社工和職業治療師等組成的跨專業團隊，協助學校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而在2018年和2019年，教育局又於小學和中學，分別推行「一校一社工」和「一校兩社工」政策，應對學生在情緒和精神健康方面所面對的問題。但為何不斷增加「彈藥」，仍未能有效解決問題？
促調撥資源 完善醫教社計劃
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註冊輔導心理學家郭倩衡認同，醫教社計劃是德政，但在這個支援框架上，很多專業人士都處於學校體制以外，難以跟學生建立關係。「特別是中學生，他們很需要一個能信任、可經常接觸、清楚他在發生什麼事的人去支援自己的，但良好的關係，是需要時間去建立。我覺得現在用一種醫療體制的形式去處理，最有需要的學生，也可能1個月才有一次機會見到精神科護士、臨牀心理學家，很難有好效果。」
至於駐校社工，郭倩衡說，學生遇到困難，的確可向他們尋求協助，但現在政府卻好像濫用了社工，認為他們是「百搭」、「乜都得」，「社工固然懂得做輔導，只是他們需要兼顧的事情太多，既要替學生做服務轉介，又要幫他們尋找不同的外在資源，以致不能夠全時間專心替學生做輔導」。由於目前，輔導員並非在教育局的人手編制內，學校如欲聘請輔導員，需要運用校本資源，郭倩衡促請政府，可考慮調撥資源為中小學校設立輔導崗位，使社工與輔導員可相互配合，讓學生得到全面且深入的支援。
父母多聆聽不批判 擁抱勝千言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總幹事曾展國則認為，不應該依賴學校或政府政策去解決學童自殺的問題，「我不是說社會政策沒有用，我也一向鼓勵政府增加學校的資源，但問題是，能加多少呢？是否可增加至滿足到每個學生的需要呢？我相信短期內，不論是教師和學生的比例、駐校社工和學生的比例，都沒法做得到。因此，最實際是從家庭入手，這個是年輕人拿到關心和溫暖的最重要地方」。他建議父母，多營造環境與空間，讓子女安心抒發情緒，而且要抱多聆聽、少說話、不批判的態度，「盡量讓子女知道，爸爸媽媽是很愛他、支持他、很願意聆聽他傾訴的。假如爸爸媽媽真的什麼都不懂得說，也不緊要，最簡單，給子女一個擁抱，搭着他的肩膀，又或者給他按摩一下，這已經很足夠。當然，若有需要，甚至知悉子女有自殺念頭，可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避風港，父母應營造環境與空間，讓子女從小到大都樂於與家人傾吐心事，並感受到愛與關懷。（Tomwang112@iStock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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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轉載：明報教得樂《防患未然：從教育制度、學校、家庭入手 「關水喉」源頭減壓 防學童自殺》
